陈人亨
1956年9月，我作为一名中共候补党员(当时尚未改称“预备党员”)，在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感召下，唱着(前)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响应祖国号召，怀着投身大西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建设的激情，从鱼米之乡乘了近40个小时的直达快车，渡过长江，来到了庙宇殿堂般的西安车站，开始走进了黄土飞扬的、正在大建设中的古老而又年轻的西安城。城里基本上都是些低旧的小房子，有些像南方的县城，城外几间农舍，一片黄土。新拓的解放路正中还留着一排木电杆，连三轮车工人还不知道交通大学(西安动力学院1957年夏即并入交大，原校址即现西安理工大学)建在何处，几经询问，才出东门(现长乐门)再经几个小巷才到了西安动力学院，遇到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研究生李岩老师(后调天津工作)，于是两人住进了家属宿舍(因当时都很年轻，很少携有家属)9平方米的小屋，共用一张课桌，开始了我的见习助教生涯。路南的交大东一楼刚砌出地面，现今的咸宁路当时只是一条真正的“马路”——窄窄的一条马车道，坑坑凹凹，两边全是杂草的一条土路，没有公共汽车，连自行车都极少。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就并入交大。我当助教，除了从事各种教学工作，还必须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并曾下放工厂当工人1年，后又因“思想右倾”去延安支农。正常在校搞教学时，也要去农村参加劳动，直到1965～1966年，又派去洛川县带领学生参加农村“四清”9个月，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到“文革”前夕才晋升为讲师。这紧张而又紧张的10年助教岁月，正是交大西迁与创建西安交通大学的最初10年。如今我们都已年逾古稀，回顾峥嵘岁月，往事难忘!
一、 缅怀三位老校长
1957年夏，正式并入交大前的一个晚上，被带到苏庄副校长家开了一个支部会，一张简单的长方桌和几张靠背椅，由吴镇东同志主持，讨论了高教部关于并校的决定，并进而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意见。期间端出西瓜招待我们的是王宣同志(苏副校长的夫人)。会议用上海话交谈，苏副校长等人思维敏捷，平易近人，工作效率高。1958年以后，苏副校长分工在我们机切支部蹲点，常来听取思想汇报、讨论工作，循循善诱地指导我们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党员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克服困难，做好工作。他爱护我们，教育我们，指导我们的工作，是一位十分可亲的长者。
进入交大就住进了刚建成的4幢单身宿舍中的1村36舍(现为第一招待所4号楼)，两人一间(后增至3～4人一间)，吃的是教工食堂(现招待食堂)为我们准备的南方饭菜。所有设施都十分简易。彭康校长来西安后，经常在教工食堂用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也只是两菜一汤一碗米饭，他多数时间在抽烟。我们这些小助教是不敢去和他乱说乱讲的，食堂也专门给他在东南角围个小屏风，让他一个人安静地抽烟和用餐。当然，也有个别年纪稍大的教工会在他饭后追上去跟他讲些话，他总是听得很认真。有时，他还要看看我们的饭菜问问情况、查查食堂的服务质量。只要他一有表示，食堂工作必有改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已迁家西安，仍然常到我们单身食堂门口站着看看，他这一站，就会使我们至少在一个星期内饭菜可口，使大家满意，所以只要谁发现彭校长来看过我们排队、吃饭，就会在单身宿舍作为“重要新闻”传播，期待着我们当时十分艰苦的生活得到改善。彭校长十分关心我们青年教师的成长与发展，他所作的讲话或报告总是观点明确，逻辑性严密，令人信服。在全国他也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具有很高威望的哲学家、教育家。1964年秋，我作为交大代表组的秘书，随同彭校长等一行去北京参加我国第一次研讨理工科教学改革的教学工作会议，彭校长受到了当时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等领导的高规格接待，在中宣部(原北大红楼)听杨部长作主题报告时，彭校长就与当时的一些领导同志如周扬等一起就坐于主席台。与全国各大学校长相比，我深感自豪，在大家按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和当时的“反修”理论纷纷批评我国高等教育时，他却在西南、西北组校长会议(他是该组组长)上公然唱了反调：“不要把我们党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提法用来批判我们的高等教育(搞了修正主义)”，当时直接登在会议简报上，分发各组讨论并连夜报送中央书记处。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期间，我奉学校电话，到他的住处通知他学校请他速回，有要事(去阿尔巴尼亚任中阿友好访问团团长，同时前往访问的官方代表团是以周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他就离京了。访问归来，他在给全校党员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醒大家“海内存知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我们党还是有分歧的。
张鸿副校长艰苦朴素，严以律己，工作勤奋。最初几年，他一边担任副教务长，一边仍要上大班数学课，他备课认真，讲课严谨。1964年秋后，我奉命主管教学科研处刚开办的业余教育，主持我校夜大学和函授大学作，就直接在张副校长(和庄礼庭处长)的领导下工作，他对我们工作要求很严，抓得很紧，他要求我们研究教学改革、实现机关革命化，为教学第一线服务。他由于夫人有病，常年吃食堂，但因工作忙，会议多，常常赶不上食堂开饭时间，总见他提着饭盒到教工食堂(现北苑食堂)关门后所留的值班窗，敲门买上几个馒头和剩菜提回去用餐。他一心扑在提高全校教学质量的工作上，他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堪称人民教师的表率。
能拥有以彭校长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家和全国知名的学者，是我们交大的荣幸，他们率领学校西迁并为西安交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饮水思源”莫忘高原掘井人。
二、 草棚大礼堂功不可没
迁校初期，全校党员数量很少(很多专业教师还在上海，西安只有一、二两个年级的学生和一部分教职工)，全体党员大会用当时的行政楼402大会议室，就够了。大家坐在长长窄窄的木凳上，彭校长或苏副校长在前边作报告，我们静悄悄作笔记，回到支部讨论会上，首先是互相核对笔记，然后一字一句地领会校长讲话的精神，再进一步讨论落实措施。记得在402就听过“高教60条”等许多重要的报告。全校性的舞会也是在402或体育馆举办的。然而2000～3000名学生在1000多教职工的全校教职工大会或学生大会，还有看电影或文娱演出，就只能在学生区用毛竹临时搭建的，满地一层厚尘、排满编有座号且窄长的木板凳的很大的“草棚礼堂”里举行。有过许多重要的会议和活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在苏副校长陪同下给我们教职工作了一个动员交大归属二机部的报告，还解释了当时交大主要专业如何改造为二机部服务等等，由于彭校长不在西安，又尚未请示过高教部，使得苏副校长当时很难表态，只是简单地说了句“等彭康同志回来后再研究”的话。结果，被彭校长以交大教师大多数家庭出身差、政审不合格会影响师资队伍为由给否定了，从而保持了交大的师资力量和学科传统。
三、 冰冷的大教室和认真的教与学
当年的机切专业是全校最大的专业，记得最多时有17个小班，后来的正常招生计划为每年5个小班150～１６０名学生，占全校招生数的10%，上大班课总是在机制楼(现称“西二楼”)最大的阶梯教室。机制楼前刚建成的暖气锅炉，不久就在“大跃进”中被关闭了，教室里就一直没有使用过暖气。
寒冬腊月在门大窗多的顶层的大教室给学生讲课，教师写黑板、画插图很冻手，学生戴上手套也很难做笔记。尤其是一些已经残缺的玻璃窗，寒风凛烈，加之我们这些小助教本来晚上睡眠不足，营养又差，很少锻炼，所以实在坐不住。尽管条件这么差，学生极少迟到、早退或溜课的，在两节课里，总是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后来，学校给大教室装了取暖炉，偌大的教室，依靠一个小火炉虽然不能提高多少室温，但较靠近炉子的讲课教师倒可较自如地写黑板和画粉笔图了。回想起来，虽然条件艰苦，我们又都是初来北方，有许多不适应。然而，师生都十分认真，讲究教学质量，主讲的老教师还常常要我们反馈答疑中有关学生学习情况的信息，每逢期终考试总要我们助教们先试考一遍或让我们先试做标准答案，检验命题的恰当性、叙述的明确性和答案的唯一性。老教师对我们的要求同样严格认真、一丝不苟。
四、 风雨无阻的答疑和吃不上晚饭的实验
60年代初期，讲课还不用教材，只选用几本基本参考书，当然主要是俄文版教材及有关的俄文、英文杂志。我们和学生在课堂上同步听课，边听边笔记，有时也听不懂、记不全，甚至笔记有误。而且，课前我们还得先照俄文资料连夜在黑板上画上粉笔图(有的结构图相当复杂)，听课时还要去幻灯室两个人合作操作老式幻灯机，配合讲课进度。当晚就得风雨无阻步行到西区学生宿舍去答疑。实在没有时间自己先充分搞懂讲课内容，也来不及先向老教师请教。此外，还要忙于开会、忙于政治运动。因此，答疑时往往被学生问得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十分抱歉，老实地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也尚未搞清”，或者：“这个问题待我查阅有关资料后，让我下周再回答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当时倒并不觉得很显丑，也不会由此被学生所蔑视，不过总是很被动。然而，想想彭校长要求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学生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讲话，也就更努力地去使被动转化为主动，以求能更好地为培养学生服好务。
教学为主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小助教主要是答疑、上习题课、筹备与指导实验、指导实习与设计。大家都十分认真地备课，上习题课与指导实验总是先熟悉讲稿，还要互相观摩学习，互相研讨，以便深入掌握基本概念、教学要求与教学方法。由于当时只有个别人有手表，上习题课前要先借上手表并认真对好时间，放在讲稿边，以分为计时单位控制自己讲课的进度。因为要教会学生解题的方法、步骤，还要配合主讲教师讲解课堂教学要求，所以往往晚自修时间不够用，“拖堂”到教室熄灯，使学生摸黑回宿舍。指导教学实验则更费劲，为使学生力求操作所得实验数据准确可靠，或为了使学生科学地分析出数据不合理的原因再改进重做，直到符合教学要为止，机械类的实验准备工作费时，操作技巧影响大，使得我们整个下午都完不成实验，往往要顶着星星才能回宿舍。当时交大附近没有街道，食堂关门后，再无吃饭的地方了，所以只好在下班前就告诉学生或同事，请他们吃晚饭时代买一个馒头带回宿舍，以使回去后充饥。
五、 最累最难的任务是下厂带实习
毕业后就当助教，本来就缺乏实际生产知识，而如今也要带上150多名学生去外地工厂进行生产实习或带上一批毕业班的学生到外地工厂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实践与毕业设计，我们和学生一样扛上行李卷、参考书，提上洗脸盆、牙杯、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于每年暑假(生产实习)和寒假后(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下厂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因经费少，所以只能借住当地的小学教室，晚上在课桌上过夜，有几次还曾在洛阳牡丹公园舞厅的舞池地板上过夜，因我们是教师，被照顾睡在舞台的地板上。为了保证实习和设计的质量，我们通常要提前1～2周先下厂安排师生的食宿，同时深入车间、科室作实习备课或准备设计任务，拟订和落实学生按教学要求的实习或设计计划。我管得最多的是生产实习，炎夏在车间，穿着厚厚的、稍带补丁的“工作服”(旧中山装)，捎上碗筷、钢笔和笔记本，在生产线上作现场教学，讲解实际问题，回答学生各种提问，口干舌燥一身汗。其实即使喊破嗓子也比不过车间的噪声，更没有可以稍稍坐一坐、写一写、画一画的条件。学生下班后，我们还得再深入请教技术人员和操作师傅，很晚才能返回住地。晚上还要检查学生的安全与健康，准备明天的实习内容，所以总到后半夜才能用冷水洗洗身，冲掉些汗水再休息。若是跟夜班实习，那就更辛苦了。这种教学生活，我几乎每年两次，暑假去指导生产实习，春节后即去指导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去过许多地方和机械厂。当然最能符合教学要求、又路近省钱的是去洛阳，厂校关系也好。还有一次，我去兰州指导认识实习，结束后留下我一个人住在一幢尚未完工的职工宿舍里，就是不收宿费的“招待所”，一幢楼仅我一人住着，不料半夜腹痛难受，在去厕所的过道里突然昏倒，约半个多小时后，总算自然苏醒，其时已大小便失禁，我连夜清洗后第二天一早继续带4个班的学生参加劳动。下厂实习或设计虽然又苦又累，但确是向生产实际调查研究、参与生产技术工作、向工厂技术人员与操作工人学习的好机会。指导学生实习，我总是当领队教师，由于专业学生人数多，往往要一节多车厢才够，按规定，我们教师出差可以购用硬卧，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主动让给学生用，因学生多，难免有人晕车、发烧不舒服。学生全都佩带校徽，在车厢里十分活跃，一路上唱着歌，还要到别的车厢代列车员扶老携幼、送水、扫地。深受乘客赞誉，学校团委和机械系常常收到列车段或旅客的来信表扬。
六、 自觉学习、严格要求，借钱购书
严格要求是交大的老传统，这当然不仅是对学生，也包括对教师。如果教师备课不充分，讲课抓不准重点，概念不清，或者教学工作不负责任，学生反映，经系里核实后，就得下讲台或撤换该项工作。有位助教因热衷于业余搞俄译汉工作挣点稿费而无时间认真批改作业，胡乱打钩，查证核实后就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每到学生期终考试，学校专门安排温考时间，我们全力以赴，一天3个单元都去给学生答疑，但决不允许给学生划考试范围，提考试重点或作其他暗示。当时考场上不怎么需要监考，也没有人愿意作弊，若个别学生作弊也会受到同学的揭发，一经查实，必得受到严厉的校纪处分，开除学籍或留校察看。在教学上师生都很自觉，十分投入。考风严肃，考纪严明，“作弊可耻”是公认的学习道德准则，确实无愧为名校校风，名校学子。
印象最深的还有1960年暑假期间的毕业设计答辩，我担任答辩委员会的第二秘书，带上彭校长署名的聘书，乘坐他的汽车到东郊几个大型工厂去请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当时并无高级工程师职称)等专家来我们专业任答辩委员会成员，参加对学生设计的评阅与答辩。记得示范答辩当天，机西301教室前排加了两排长条桌，铺上白桌布，摆上鲜花，坐满校外请来的“总师”与我们专业老讲师以上的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委员，我的任务是记时和司铃。全年级300多名毕业班同学挤满了教室，他们可以旁听也可以参加答辩提问。正面的6块黑板挂满了零号的大设计图，还在主席台前及两边加上了几大块黑板，挂上和画上其余的设计图，因为当时对毕业设计的要求，除了要写成厚厚一大本设计说明书外，结构设计图不得少于8大张零号图纸。气氛十分隆重，可能比当今的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还要郑重得多，认真得多，提问也多得多，所以当时就在《西安画报》上专门有一张“交大的专家教授正在听取毕业生的答辩”的大幅照片。
要求的严格，使我们这些年青的助教都十分注意学习，所以尽管当时我们的工资是高教工资中最低级，但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不少青年人除订阅《人民日报》或《文汇报》外，多数人还订有俄文专业杂志和新版俄文原版(或彩印版)参考书。交大人生活虽苦，仍十分勤奋求上进。一旦有谁发现有新书上市，特别是新版俄文参考书，必迅速告知有关人员，于是我们互相转告、凑钱(当时按中苏文化协定，俄文书刊的人民币售价比中文书刊还便宜，而且印刷精致，专业性强，有很好的实用价值)，由于自行车少，借不上或从未骑过自行车，公共汽车又少而挤，所以我们就徒步进城，力争去外文书店捷足而得。每购得一本，总倍感喜悦，十分珍惜。所以我每逢进城必去外文书店仔细查阅新书，即使囊中空空也要先按出书计划登记预订。
尤其是当年苏联著名教授的著作和一些经典性教材。所以到80年代初，许多兄弟院校教师来交大出差，就总感到交大教师住宅晚上熄灯很晚，读书气氛和学术气氛浓，教学、科研知识充实，成果多，外文水平高，藏书多。
由于教学的严格要求，校风的勤奋求实，我们的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一向以“作风踏实、虚心好学、能吃苦、后劲足，独立工作能力强”而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七、 当工人、学农民
响应党的号召，许多青年教师下放工厂农村锻炼，我于1958年3月～1959年2月下放到黄河机械厂当工人。因该厂尚未正式投产，所以白天不供电，只能上通宵夜班进行产品试制。由于附近几个大厂同住一个大的居民区，也大多是新来的单身职工，他们白天晚上倒班，尤其是白天的“大跃进”高音喇叭，使得我们无法入睡，他们上、下班的大声喊叫和走廊里的木屐(当时都穿的一种木板拖鞋)声，简直无法休息，我只能在夜班劳动时在师傅的示意下找个墙角或未开箱的大木箱后稍稍打会盹，有时甚至就站着打瞌睡。回校后，在正常的教学工作中，还照例春天拉上架子车送肥去农村。夏天更要背上铺盖“龙口夺食”，帮助农民割麦起早摸黑整天泡在汗水里，半夜打完场才能到井边打点水洗洗身，然后去麦秆铺地的空房里躺在麦秆上睡几个小时。每到秋天，再拉上胶轮大车去农村割草，上交学校喂猪，由于我气力小拉车不行，于是在满载而归的大车上总让我在草堆上扒动，充当调整装车不合理的重量，因此我大多数是步行去、扒车归。
每当下放农村或工厂，或下农村支农，或长期在工厂带实习、设计，以及1964年开始搞农村“四清”等等，我们都只好把孩子专门送回南方，让老人照看，以求全身心地投入锻炼。我们的老人为我们做出了贡献。待到入学前接回身边时，可爱的孩子连自己的父母都还不认识。
八、 单身宿舍的歌声与灯光
快乐的单身汉们住满了1村33～36舍几幢单身楼(女单身另住在1村第4宿舍)，3～4人一间，都是迁校来的和迁校初期留下的新助教，也有极少数是“假单身”，因他们已成家，甚至有了子女，只是单身来交大工作而已。由于“大跃进”年代没有暑寒假，后来要下厂带实习和设计也很少有假期，要开课的还要提前写好讲稿准备试讲，即便利用暑、寒假回南方或外地去结婚的也没有“度蜜月”的说法。我们的生活、学习确实十分紧张，但也很富情趣，大家基本上都是共青团员，意气奋发，中午很少能休息，晚饭后相互串门。虽然尚无录音机，也很少收音机，但常能听到声色很好的电影插曲的歌声，因为单身教工中不乏业余歌手。休息时还能欣赏到二胡、口琴、手风琴、小提琴与笛子为乐器的演奏声。不过大家都很自觉，在看书备课或睡眠时间，整个单身楼是静悄悄的，大家苦中求乐，苦中求提高。由于运动多、会议忙，教学工作量重、要求又严，于是都拼命开夜车。冬天无暖气，也没有热水袋，晚上只好抱上棉大衣或裹上棉被读俄文书、搓着手批作业、写讲稿，宿舍里的电灯常常彻夜不熄。尤其是经济困难时期，30斤定粮3两食油，开夜车时真是饥寒交迫，我和同房间的丘第魁老师只好到贸易公司(今秋林公司)或1村西门口的小店打几两低度“红酒”(像甜酒一样的饮料)，半夜里饥寒难忍时喝几口充充饥、御御寒，继续开夜车。如此紧张又如此艰苦，大家仍然十分敬业，勤勤恳恳，忙里挤空钻研业务，十分乐观。
九、 当跑腿秘书
差不多从进入交大机切教研室起，我就一直担任教研室秘书、党支部委员，分工负责教研室的行政事务和青年工作。专业最盛时期五个年级的学生有1000多教职工达108人，主要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人多事多，常常临时决定开会，或传达重要会议精神，或布置紧急工作，当时一无家庭电话，二缺少自行车，于是我就只好凭两条腿上下左右跑，从机制楼到新2村“西班牙”造型的助教宿舍区找人，来回步行约需1个小时，幸好当时有几位青年同志有车或会骑车，帮了我的大忙。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不在交大了，如郭菊芳、潘德豫、陆还珠、关中民、蔡华麟、谢卫华、顾颖严、李汉根、王子犹、过定国、孙健飞、李岩、寇成林等等老师。其中潘德豫老师和过定国老师都已经过世十几年了。尤其是“大跃进”年代，惯于比赛“挑灯夜战”，“几天几夜不睡觉连续干”的“冲天干劲”，还有无数个节假日的通宵值班，往往是黎明前才回宿舍。经过行政楼前面一带，至学生食堂南当时是一片荒芜，草木丛生，特别是路边那座还露着两口棺木的高高的大破坟，在一片寂静，仅有一点昏暗的小路灯下通过，实在使人心里发毛。有时还会看到狼或野狗之类的动物走过，偶尔还能见到星星“鬼火”(磷火)随风游动，此时若再有小动物活动或从前面窜过，使人神经更为紧张，甚至背上渗出些冷汗。我包括当年晚上步行去西区宿舍答疑和搞毕业分配等学生工作，全校熄灯后再路过此处的次数可能不下百次，往往是提心吊胆、有惊无险。后来，还有一些青年教师给学生当班主任，他们跟当时的政治辅导员一样，住在学生宿舍，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比我更艰苦。
几十年中，我当秘书、当支委，后又担任教学组长、教研室主任与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搞教学、搞科研、搞社会工作、搞阶级斗争，不仅自己受过几次整，也多次做过错事、说过许多错话、伤害过不少同志和朋友。回想在机制楼度过的日日夜夜，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往事历历，我十分感谢曾给过我许多指导、帮助的老师们，同志们和朋友们，更要对曾受过我伤害的老师们、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歉意，请求谅解。
十、 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我们成为全国机制专业第一家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单位是80年代末了。其实西安交大早在60年代初接受了第一批外国留学生，记得有近10名，主要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我校当时的纺织系学习的。他们和我们单身教工在一起用餐，但从不跟我们交往和谈话，不过他们的待遇比我们教工高得多，国家对他们很优待，然而还常见他们把厨工师傅叫去提意见。大约2年左右，他们就走了。由于保密关系，我们不知其原因，只有一些传说，不过总是给西安交大留下了一段历史。后来，纺织系、采矿系、地质系和水利系等也都又分出去独立建院了，我们仍以传统的机、电、动为主，再陆续发展了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工程力学系和应用数学系等系和专业，加强了理工科的结合。
十一、两斤肥肉与六颗元宵
1956年毕业分配时，我被留校西迁了，而我的爱人却在北京工作。到60年代初我爱人单位也几次愿调我去北京成家定居，我都放弃了。既然响应号召来到大西北，我的事业就应该在西安、在交大了，和很多青年同志在一起处得也很有感情。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物资严重短缺，后来允许西安有自由市场，农民可直接出售一些高价的粮、油、肉、蛋及一些蔬菜。由于货源甚少，所以中央规定中共党员不得去自由市场抢购，以保证群众急需和物价不致于更高。其时，离学校很近的八仙庵是西安市唯一开放的自由市场，一时间热闹非凡，当时，我们许多人因吃不饱，营养差，犯了肝炎、肝肿大或浮肿病(我同时是严重浮肿和肝肿大)，但坚持都不去自由市场。1962年冬，我的第一个孩子在北京降生了，母女成天只有菜汤喝，住“母子宿舍”(一间单身宿舍两户母子)，无奶水，常闹病，寒假期间，西安已有好转，也容许党员去自由市场购物或参观了。我当时每月58.5元工资，还要赡养老人，所以好容易花了10元人民币购买了两斤肥肋条肉，挂在车厢窗外，连夜带进北京城，供母女补一点营养，一家三口团聚，欢度春节迎兔年。
在1962年，我们单身还有两件“轶事”，由于实在吃不饱，更缺少油水，脑力劳动者缺少油水据说更不行，所以有些人只好提前去集体食堂排队等开门，以便能捞到一点浇在菜桶表面上的一点油水，其实也只有很少一点油花花。我们有3位“大肚汉”助教，工作负担一直很重，又不愿去争这一点点浮油，就设法去买一点菠菜，用开水泡泡充饥，不得已时就合伙在交大马路边买了个羊头，回到单身宿舍放在洗脸盆里，加些食盐，用废报纸，旧讲义煮一煮饱餐一顿，算给肠子补一点油水。
大约到了1963年，西安有元宵供应了，每人一张票，可用2两粮票购6颗生元宵，供大家欢度元宵佳节。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单身汉自然很想吃(当时西安好像本来就没有南方人爱吃的汤圆、年糕、粽子和元宵等食品)，但买了6个生元宵又无法下肚。幸好我们赵卓贤老师已建立家庭，为我们提供炉灶代我们煮熟。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单身汉每人手提6颗元宵到他家去欢度佳节，年轻人对付这小小的6颗元宵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不几分钟就完全彻底地消灭了，当然意犹未尽，主人只好再请每人喝一碗元宵汤。这个佳节大家过得很开心，也很感激他们夫妇俩对我们的关心和体贴。就这样，饥饿、疾病、工作，上有老下有小的艰难困苦，没有压倒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也没有吓退我们尊敬的老一代前辈们，我们和新迁来的交大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们一起胜利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并继续发展和壮大，在西北扎下了根。
十二、几朵小浪花
首届歌咏比赛 建国15周年了，学校组织了一次教工歌咏比赛，在草棚大礼堂每个系上台唱两支歌。我们由谭玉山老师指挥，兰思祖和朱德宝老师朗诵，陆鹏翥老师手风琴伴奏，全系齐心协力，歌唱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等歌曲，在十分简陋的灯光与舞台设施条件下，我们机械系唱出了水平，荣获了一等奖。国庆节晚上在大操场举行了第一次篝火晚会，我们师生共跳集体舞，放礼花。
到珍珠泉洗个澡 随着交大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又恰逢国家供应紧张，连自来水和煤都成了大问题，小小的教工浴室干脆关了门。夏天，我们这些单身汉总是当半夜里有了自来水再在厕所里冲个冷水澡，到了秋天，就到开水房端些热水冲冲身子，可到了冬、春季节，就只好骑自行车(当时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车辆很少)或步行(大家年轻、走走路是没问题的)去东大街珍珠泉或新城浴池洗个热水澡(当时浴室很挤，卫生条件也不好)。然后风尘仆仆赶回学校，再重新洗洗脸，洗洗头，算是两个星期或一个月的个人卫生工作。我们这些来自江南水乡的人，也就慢慢地适应了。
篱笆、树林和花 建校之初，交大北围墙是一道很好看的竹篱笆，里边又是整齐的槐树林和一些漂亮的花草，再向里就见一幢幢新建的大楼，沿路望去，不愧为一条风景线。后来篱笆烂了，社会治安也差了，就改成干打垒的土墙，再砌成嵌上碎玻璃的砖墙，如今又改成目前的花墙。墙的演变，树木、花草的种植与维护，都饱含着我们这代人的劳动和汗水。我们对这所在唐兴庆宫遗址的一片麦地上盖起来的交大的一草一木都深有感情，难怪我们每看到伐倒一棵大树或毁掉一片花草时，总有一股难受和惋惜之情。
挎上搭连包、集体步行去车站 学校按“高教60条”恢复暑、寒假后，我们单身汉又可以回南方团聚了，可惜火车票很难买，火车上十分拥挤，而且当时上车不对号，所以总像逃难一样拼命往上挤，没办法就直接从窗口往里爬。我个子小，往往被托着先爬进去，争取占几个坐位。不过由于车厢从车库里拉出来时就已经坐满了，所以大多是站在车厢过道上或只能被挤在厕所门口站着，差不多要一直站到上海或至少要站到郑州以东。此外，列车常常夜间或黎明前发车，于是我们这群人就组织起来，半夜起床，挎上搭连包集体步行去车站。这种“行军”装束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腾出双手使劲攀登挤车，二是挤进车厢后可以随处站空放下充作小凳坐下减轻两腿久站的浮肿，还好抱着双膝打个盹。开学回校也先约好力求同车而归，至少到西安后又可在夜里或黎明前一起步行回校，我们一路上唱着各种进行曲，虽然往往唱不全，只会几句歌词，喊着“一二三四”，借以鼓鼓气、壮壮胆，因当时和平门外几乎没有商店、单位和居民，冬天午夜后，极少有行人，即使在较为繁荣的解放路上，也很少碰到行人。
十三、45年弹指一挥间
2001年已开始第十个五年计划了。交大西迁45年快近半个世纪了。已经扎根西北，为西北的建设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又成了我国中西部唯一的一所重点建设的大学，根深叶茂，桃李满天下。回顾上个世纪的这45年，尤其迁校初期和随后创建西安交大的日日夜夜，有困难、有艰辛、有曲折、有牺牲。我们敬爱的老师，尊敬的前辈们为此贡献了大半生，我们这一年代的青年人，也为开发大西北贡献了自己可贵的青春年华。45年来，不少敬爱的老师、尊敬的老前辈和我们的一些同代人已永远地长眠于这座著名古都的地下了!45年弹指一挥间，每当我们学校取得新发展的时候，每当我们回顾这段不平凡的校史的时候，我总十分怀念那些已故的前辈、老师、同志和朋友们；也十分想念我们曾一起在迁校初期和创建西安交大时期共同工作、学习、战胜困难，后因种种原因已调离交大的老师、同志和朋友们。在庆祝建校105周年、迁校45周年的日子里，我满怀深情地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合家幸福!祝福曾和我们共同学习、生活的交大毕业生和校友们事业有成，前程似锦!期盼我们能在母校叙旧，共庆交大的新发展。
腾飞吧，西安交大!
